许多年来，我总是以为自己陷入了“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怪圈。比如初中毕业时，我想考卫校，以便将来救治那些像我父亲一样生病而无钱医治的乡亲，但是，当1986年夏末秋初时节，县招办补录的通知传给我时，志愿栏只有一所师范学校可供选择。“要吃饭，进师范。”看着一贫如洗的家境，我还是满心欢喜地打点行装进城上学。毕业前，我留恋起繁华的城市生活，但学校说我们是“社来社去”身份，还应该回到生养我们的故土。于是，我成了家乡的中学一名乡村教师。
     古语说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在自己的母校工作，我当然应该干出点样子来。我决心从初一年级教起，跟班上带到初中毕业，可结果还是安排我接了初三年级的语文课，理由是学校教师不足，我又曾在报刊发表过文章，有这个水平，更能“唬”得住学生。年轻人爱听奉承话，我当时头脑一热就答应了。从此，与那些和我年龄相差不大的学生朝夕相处。我总是找来许多参考资料，尽可能地详尽备好课；常听老教师、优秀教师的示范课，以提高自己上课的效果；作业批改认真仔细，解疑答难也力求诲人不倦……很快，我便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尊敬，成为一名年轻的老教师。
     为了提高学历，丰富知识，1989年，我考取了教育学院，要脱产学习两年，机会很是难得。可偏偏这时候突然又获得了一个改行当警察的机会，原来我几年前递交的改行报告被有关部门批准了，公安局的领导已来学校考察过。在继续学习还是立刻改行的两难矛盾中，我最终不得不选择了学习，毕竟中专学历太低了啊！
     后来，我也多次闹过改行，想当秘书、记者、机关干部等，折腾了好多年，有好几次对方都通知我要去上班了，结果还是功亏一篑。也许正是因为我当时心思不在学校，只一门心思地想着教书写作和改行，便从许多世俗的纷争中脱开身来，教学成绩不错，文学创作也屡获丰收。当时的校长大概觉得我这人上进心强，能力也不弱，反复规劝我不要改行，和他一道把学校管理好。于是，一心想离开学校的我竟然被任命为副校长。因为一直不看重这顶帽子，也就少了许多顾虑，无论是对老师对领导我都能坚持正义，一视同仁，也因此而得罪了部分领导和同事，没想到老校长退居二线时，校长的帽子意外地落到了我的头上。学校迁址新建、教育布局调整，双基达标、普及实验室达标，办学水平评估、升学指标拼抢，文明单位创建、综合治理建设，办学经费的争取、教师福利的落实……事情多如牛毛，我简直有些应接不暇，只得将改行的想法暂时藏起。
     有人说，当领导关键有两点：会用人，出思路。对此我深有同感，在我主持学校工作的日子里，首先制定了学校管理制度，将各项工作责任到人，我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外，就是在开学前安排好计划、平时进行好督查、期末时做好总结。很快，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步入了正轨，教学质量稳步提高，而我竟也偷得了许多空闲写了许多文章发表、获奖、出书，成为年轻的“作家校长”。
     干一行，爱一行。应该说，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是尽职尽责的。可就在别人以为甚至连我自己也以为今生可能不会再改行时，年近不惑的我却突然被调到县报当了一名编辑。有人替我惋惜，说都快40岁的人了，这时改行已没有任何政治发展前途；有人替我担忧，怕我“一把手”当惯了，现在成了小卒会调整不好心态；当然，也有人对我羡慕和钦佩，毕竟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又赶在房价飙升之前买了房子。妻贤子优，生活安宁……其实，当编辑和当老师也差不多：一个像裁缝都为他人作嫁衣，一个像红烛默默耗尽自己。于是，偶尔有人请我去讲课，我总是欣然应允：当我站上讲台，拿起粉笔时，我似乎又回到了教书的时光。
     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。虽然20年来我时时陷入“阴差阳错”的境地，但我并不后悔，因为每一次的错过对我来说都有一段美丽的人生。

原载2006年9月11日《江淮时报》副刊